2024.01.09【來自女性主義的滋養：讀Iris Marion Young”Intersecting Voices: Dilemmas of Gender,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自從開始工作後，我習慣在上下班通勤時用手機讀電子書，陸續看完《一激到底》和《被抹去的歷史》，艾莉斯‧楊的這本《交織的聲音：性別、政治哲學與政策的困境》應該是第三本，大概從12月中看到今天中午。
作為要繼續研究楊的結構性不正義和差異政治等概念來說，《交織的聲音》討論的課題集中在女性主義，這本書維持楊一貫的書寫風格，並沒有因為「女性主義」而過於理論化及晦澀（望向納思邦罵巴特勒的那篇文章）。《交織的聲音》討論的課題包括：「女性」概念的本質化（CH1）、不對稱相互性（asymmetrical reciprocity, CH2）、溝通民主（CH3）、美國應對成癮孕婦的三種政策取徑（CH4）、家與母親概念的反思（CH5–7）。可以說，除了Ch2和Ch3以外，楊全都緊扣著女性主義的立場討論各種主題。
那麼，楊的女性主義立場究竟是什麼？楊在《交織的聲音》導論一開始即指出：
關於「女性主義」這個術語，我並不指涉特定學說或具體的政治方案。相反地，這個術語在兩個面向上指涉一種質問的方法、一種傾向以及一套承諾。首先，這裡女性主義意味著對建制與政策之結果、關於女性福祉與機會之理念的關注，特別是在這個範圍內錯誤地限制、傷害或不利於許多女性，如果不是所有女性的話。……其次，這些文章的一些工作是女性主義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借鑒於女性經驗；或者是從女性觀點自身進行社會與哲學反思，以作為發展社會描述與規範論證的資源。上述兩者關於女性主義的意思，都並不承擔關於所有女性分享共同屬性、處境或傷害的宣稱。
相較《正義與差異政治》聚焦在足以面對結構性支配與壓迫的設計（差異政治）、《包容與民主》聚焦在差異政治所處的溝通民主脈絡、《對正義的責任》深刻剖析社會結構過程與釐清何謂「責任」，《交織的聲音》的討論對象就複雜很多。然而，仔細深思一番之後，我才發現楊所謂的「兩難」似乎隱藏在這些文章的討論裡面：楊以「序列」（serials）取代「性別」（Gender）的論證（Ch1）、以「不對稱互相性」取代「對稱相互性」（Ch2）、以「溝通民主」取代「審議民主」（Ch3）的討論，看起來都意在以前者取代後者，但楊其實並沒有嚴厲拒斥 — — 比如像Ch7談及女性主義者拒斥「家」的理念 — — 性別、對稱相互性和審議民主。楊的態度越到後面稍微明確一點，在以「賦權取徑」取代「懲罰和治療取徑」（Ch4）、對「家庭（families）、母親（mother）、房屋與家（house and home）」的反思（Ch5–7）等討論中，楊比較明確地批判「懲罰和治療取徑」或蓋爾斯頓（William Galston）對「純粹家庭」的想法。
這個兩難既表現在政治哲學與政策上，同時還是所有圍繞在女性身上的政治哲學與政策。走入一群又一群的兩難、挑戰那些「假定」、掀開支撐那些假定的觀念或實體base，正是楊自《正義與差異政治》以來不斷努力的事情。
序列與性別、非對稱相互性我分別在「知性的水豚」12/19和12/27的貼文談論過；溝通民主與賦權取徑核心在於強調人們之間的「對話」（dialogical）與制度對其的包容與排除，比較是《包容與民主》裡談論的內容，四章暫且不論。我想把篇幅留給這陣子才閱讀，讀完後回過頭看差異政治較有感觸的後面三章。
楊透過對蓋爾斯頓的回顧，延續了蓋爾斯頓的兩個區分：本質傳統主義（intrinsic traditionalism）與功能傳統主義（functional traditionalism），前者認為一個政治社群由特定制度形式與個人行動構成，但這個「構成」的理由只是人們遵照過往實踐、宗教戒律或權威命令而實行，毫無任何理性或批判思考存在；後者則認為一個政治社群連結著特定的道德準則和公共美德，制度形式或個人行動是為了邁向道德準則和公共美德，從而打造一個成功發揮功能的政治社群而存在。
為此，蓋爾斯頓認為離婚或單親家庭是造成貧困與失能（disability）的主因，而這長期下來將不利於一個國家的發展，因為國家發展所仰賴的是在德育、智育、體育、群育、美育、勞育皆足以培養出基本能力的公民。楊則揭開蓋爾斯頓對國家公民的獨立假定內涵哪些條件，從而延續對社會定位（序列、Ch1）和社會結構的討論，批判「獨立公民」在理念上既會強化排除自願／非自願的單親母親，同時在現實上的統計資料看來，單親母親所養育的孩子並不與喪失基本能力之公民相關。
楊有兩章（Ch5、Ch7）在處理主流社會和女性主義關於「家庭」、「房屋」與「家」的討論。楊從海德格對「居住與建造（dwelling and buliding）」出發，談論居住與建造如何結構化人們的行動、如何在人們之間建立關係。
波娃藉由存在主義的方式，將男性分派給「超越性」（transcendence）、女性分派給「內在性」（immanence），這個區分與漢納．鄂蘭對「工作」與「勞動」的分類相當類似。超越性或工作意味著人們能夠創造出永恆不朽的事物，在其中投射出無數的期望與理想，例如「豎立一座城市」、「創建一個共和國」。與此相反，內在性或勞動則是日復一日的保存（maintenance）和維繫（preservation）。波娃、Biddy Martin、Chandra Mohanty、Teresa de Lauretis、Bonnie Honig都因為女性在資本主義和歷史文化上被綁在家中從事日復一日的保存和維繫，所以主張女性主義應該拒絕家的概念，不僅是因為女性在家中每天為在外工作創造超越性的男性提供物質與情感基礎，同時女性也因為家本身被剝奪了透過工作創造超越性的機會。楊在這章藉由一個插曲來講述自己媽媽的故事，提到因為楊父親突然逝世，母親打擊太大以至於家中環境持續惡化，導致政府機構把楊和姊姊、弟弟帶走住進寄養家庭，母親則入獄的結果。Désirée Lim在《哲學家女王》的”Iris Marion Young 1949–2006”當中，認為透過楊的生命經驗帶出了這個問題：我們究竟認為「哲學家」是誰？而楊早年的困難與其說是後來人生的「阻礙」，更應該看作「形塑」楊豐富智識的一個重要過程。
楊並不從上述女性主義者拒絕「家」的理念，相反地，楊認為「家」本身就反映了我們每個人的生命經驗、習慣興趣，因為有哪些東西、東西如何安排，本身就體現了我們每天的routine。而當東西髒了進行打掃、重新把某些東西安排順序位置，或者增添能夠與現有物品連續的新東西，各種”preservation”作為都在保存與改變我們的生命經驗、習慣興趣、routine、記憶敘事。”preservation”放大到一個家庭、一個群體、一個城邦、一個社會，它就產生了群體認同。家成為人們能動性與政治可能的條件。
所以，「差異政治」亦是「維繫政治」，楊認為包含四個條件：safety、individuation、privacy、preservation。楊最後引述bell hooks思考「家」的正面意義，簡單來說，hooks認為以非裔美國人的歷史經驗來看，「家」是抵抗支配與剝削社會結構的所在，同時也發展出不同於支配的自主、自我價值和更有人性的關係。
閱讀這本書還是很享受，楊的溫柔流竄在字裡行間當中，同時又兼顧分析哲學上對文獻、概念或論證的要求。還是覺得楊是最棒的，可惜從不能親自或在Youtube上看她說話、聽她說話。
力求成為楊這樣的人，並在台灣繼續發揚她的學術思考（太偉大了啦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