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2.19 【一個社會理論上的”Pre-Trained Model”及其”Fine-Tune“ ：讀Alasia Nuti”Injustice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History: Structural Inequalities, Gender and Redress”】
It always seems impossible until it’s done. Nelson Mandela (Nuti 2019: 194)
自從今年1/9寫完艾莉斯‧楊《交織的聲音》後，我便開始在上下班通勤時看Alasia Nuti的《不正義與歷史的再生產：結構性不平等、性別與矯正》。相比楊的書大概三週可以看完，Nuti這本硬是多花一倍的時間去看，不禁讓我納悶怎麼會有這樣的落差。寫作手法是一個原因，不知道是不是歐陸過來美國加上用英文寫作都會這樣，另外當然就是Nuti對於「結構性不正義」的微調（Fine-Tune）和許多進一步發展，都需要花時間去仔細咀嚼它們。總之還是看完了（撒花），儘管裡面還是有看不懂的地方，不過讀書嘛，不就是這樣。
在進入Nuti的書之前，我想先說一件關於Nuti在這本書的工作：“Fine-Tune”，在神經網絡、深度學習裡面翻「微調」。我在知乎〈CNN入門講解：什麼是微調（Fine Tune）？〉得到淺顯易懂的介紹：假設神經網絡符合”Y=W* X”這條式子，那麼當我們X代入2、Y=1時，也就是希望W=0.5。這時下一步工作是初始化W，去一步步猜測W為多少時（X固定為2）會得到Y=1的結果。從0.1開始會得到0.8的誤差（1–0.1* 2），接下來提高W值為0.2會得到0.6的誤差（1–0.2* 2），這樣慢慢經過數次測試後得出想要的0.5。
然而，當在初始化那個步驟中，有來自他人的資訊告訴我們要達到Y=1的結果，W值應該在0.47，此時誤差就會縮小到0.06（1–0.47* 2），這個「來自他人的資訊」被稱作「預訓練模型」（Pre-Trained Model）。相比0.8、0.6這種「從初始化開始」，從預訓練模型帶來的誤差進行修正以達預期結果的過程就是「微調」，而微調節省了大量計算資源和時間。
我認為《不正義與歷史的再生產》是Nuti對楊結構性不正義、結構性群體等概念的「微調」。為什麼說是微調？原本我在CH4看到「結構性與非結構性群體分類表」時，會覺得Nuti很敢於在概念上創新，不過整本書看完後，我倒覺得她就是站在楊的基礎上，對這些概念做出深刻的思索與延伸。所以如果說楊是預訓練模型，那麼這本書是對其的微調。
我也不是憑空就把”Fine-Tune”硬拉進來，因為這個詞彙出現在楊1997年回應Nancy Fraser的’Unruly Categories: A Critique of Nancy Fraser’s Dual Systems Theory’當中。楊不同意Fraser提出再分配與承認 — — 以及後來加入的政治代表權 — — 構成的理論框架，她認為與其將不同群體遭受的結構性支配、壓迫及其對應提出之正義訴求放進一個框架，不如在理論上與政治（實踐）上「多元化」類別，而看似不同的結構性不正義現象背後實則彼此交織著。因此，楊認為如果我們要抵抗既存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力量，應該用更”fine-tuned and compatible”的方式來闡述各種問題和鬥爭。
楊多元化理論上與政治（實踐）上類別的方式，可以在《正義與差異政治》中看到，例如結構性壓迫的五種（剝削、邊緣化、無力、文化帝國主義、暴力）運作方式，又或是結構性支配的三種（決策結構與程序、勞動分工、正常化）運作方式。Nuti則是將上述結構性不正義的過程注入歷史面向，所以她多元化的方式則是將結構性群體細分為HSG、NHSG、HGSD三種類型，以及結構性不正義運作的Banal與Radical兩種形式。這些是Nuti認為有助於我們分析過去歷史上結構性不正義如何在當今社會再生產，以及如何對其進行矯正的概念。
以上，是我認為Nuti這本書如何放在楊的脈絡中來理解。礙於對每一章進行討論於我還是很困難，所以我想先敘述Nuti在這本書的整體思路，接著再對裡面我有興趣 — — 或者說我記得ㄏㄏ — — 的課題進行討論。
這本書的思路大概是這樣：Nuti想要建構「歷史」對於不正義在理論上和規範上的重要性。針對這個問題，最主流的是向後看（backward-looking）與向前看（forward-looking）兩種取徑。向後看主張過去的歷史不正義必須受到重視，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過去歷史不正義的受害者已經不在世上了，「矯正」的對象是誰？更重要的是，對於當今同樣群體遭受的不正義，過去和當今的關聯是什麼？
向前看相對來說就意識到這個問題，因此它有留意到過去歷史不正義對於未來的重要性，例如楊在《對正義的責任》基本上採取這種方式來理解人們對於結構性不正義應該負有的（集體政治）責任。然而，向前看取徑相較向後看有更多型態，例如平等主義懷疑論者（egalitarian sceptic）認為群體之間不信任的來源是特定群體之間的不當對待與特定群體的弱勢狀態，所以「建立群體之間的承認與保證」，而非矯正過去不正義，對於建立社會合作才是必要的。又或者是「多餘的反對」（redundancy objection），認為當今處理群體之間不平等的分配正義會讓歷史不正義的觀點顯得多餘。
Nuti認為要嚴肅對待歷史會面臨兩個概念上的挑戰：（1）為什麼我們要為了遙遠過去犯下的錯誤而擔心？（2）究竟在過去與現在世代的關係中，什麼是規範上顯著的？對於Nuti來說，重構歷史不只要看其對現在帶來的影響，還要看歷史裡面「作為現在」（as present）的層面。
去時間化的不正義：持續與變化
Nuti認為不論是向後看或向前看的取徑，本身都假定了一個時間線：向後看重視過去發生的事情，向前看則聚焦在想像一個更正義的未來。但是時間化會讓人們的重點擺在過去、現在或未來，導致不容易看出「過去如何再生產至今」，白話點就是過去怎麼存活到現在。
因此，Nuti在CH2引入Reinhart Koselleck來談去時間化的不正義，Koselleck透過對時間性的思考揭示出過去到現在（到未來）之間的複雜關係。緊接著藉由討論Jeff Spinner-Halev的「持久性不正義」（enduring injustice，這是他一本書的標題），Nuti認為「歷史不正義」並沒有這麼簡單，因為不正義從過去到現在既有延續也會變化。
不過在這個論證之前，Nuti還是提到歷史（不正義）的一個特質：過去發生的事情會逐漸成為「長期結構」的一部分，成為影響人們行動與互動的背景。所以Nuti某種程度上是反對持久性不正義的說法，因為過去所施行的不正義 — — 殖民主義、奴隸制度等 — — 很難以原本型態存在於當今，所以歷史不正義幾乎都會變化其形式在當今繼續發揮其功用。
從CH3開始一直到CH6，是這本書最精彩的部分，也就是Nuti對於結構性群體的各種微調，並以女性作為範例來討論「不正義和歷史的再生產」。
楊論序列
這個討論以楊在’Gender as Seriality: Thinking about Women as a Social Collective’提出的「序列」（series, serials, seriality）為基礎。在這篇文章中，楊認為可以用序列來取代性別（gender）來解釋女性，以解決女性主義者對於性別此概念帶有本質化的爭議。序列是用社會結構觀點來理解「女性」的一個解釋方式，人們要被帶入同一個序列當中，必須有三個彼此相關的條件：（1）在一套社會實踐中，並且有規則可以遵循；（2）這些社會實踐及規則將一個人連結到另一個人；（3）這一套社會實踐及規則＋連結人們還必須以「「物質對象」為依據才得以運作。
楊以搭公車為例，我們每個人會帶著不同目的搭乘公車前往不同地方。搭公車這個序列的物質對象就是公車本身、公車站，而規則則是搭車要招手、下車要按鈴，可能還有上下車要刷卡，這一整套搭公車以達成我們目的的方式成為社會實踐。搭公車本身並不要求我和前面或後面的乘客共享什麼屬性或認同，因此我們位處共享一套社會實踐的序列當中。然而，楊說當今天公車嚴重誤點時，等車的人彼此之間會互相抱怨、分享彼此關於公車誤點以致於影響後續事情的恐怖故事，甚至打電話向誤點公車的單位反應，或者一起出資共乘計程車，原本帶著不同目的的人們會形塑成一個「群體」（group），這個群體的人們開始在記憶、認同或情感上有了共同性。
如果某個序列沒有在構成社會實踐或物質對象上出錯，人們就不會產生記憶、認同或情感上的交流，自然也就不會形成為群體，繼續馬照跑、舞照跳，或是被忍受。因此楊認為序列是「實踐惰性（practico-inert）的實體」，實踐惰性意味著未被人們反省而傳承下來，甚至形成往後人們行動的阻礙。但也正因為這樣，所以楊認為位處同個序列中的人們還是共享著一套「社會怎麼運作」的觀點，以及面臨同樣的賦能或限制。
Nuti回應序列
當加入歷史的向度進行分析之後，Nuti認為序列並不如楊所認為可以解決本質化爭議，因為此概念認為同個序列中的人們會共享一套社會觀點、面臨同樣的賦能或限制。Nuti認為同個序列中的人們不一定會面臨同樣的賦能或限制，比如白人女性和非裔女性顯然就不會是位處同樣序列的情況。因此談論序列要很謹慎地加上「潛在」或「可能性」（potentiality or possibility）的前提。
有趣的地方就在這裡：不僅歷史會以延續或 — — 更多是 — — 變化的方式再生產結構性不正義，我們還要思考不同序列彼此交織（intersect）的問題，因為交織會影響歷史的延續與變化，也會影響我們如何理解結構性不正義之載體 — — 序列 — — 變形的過程。接下來，我會來敘述構成這本書的兩大微調論證過程。
一 歷史不正義平庸與激進的再生產
Nuti在書裡所使用的概念詞彙是「歷史結構性不正義」（historical structural injustice, HSI），歷史、不正義不需再多說，但之所以要說「結構性」，原因在於過去歷史不正義內化成為長期結構，宛如細水長流般影響往後人們的行動與互動。
然而，歷史不正義要能成為結構性的，甚至影響人們行動與互動乃至再生產自身，Nuti認為有兩種形式：平庸與激進。激進且大規模的不正義 — — 例如殖民主義、奴隸制度 — — 大多被當今憲政民主所不容忍，所以更多轉換為平庸的形式存在。Nuti認為平庸是我們社會世界中的「自然成分」（natural components），而它例行運作且精細微小的運作，往往讓人們認為是可以被原諒的弱點。例如，Nuti花了很多篇幅敘述「刻板印象」作為HSI再生產的平庸形式，尤其是非裔美國人在奴隸時代因為白人作為而產生的對應方式，或者是白人因為要不斷控制其奴隸而產生的恐懼，成為當今美國人們 — — 特別是「警察」 — — 在面對非裔美國人時會採取行動的依據。
更重要的是，即便HSI很少能夠在當今再生產為激進形式，但警察對非裔美國人這個現象 — — 即來自「國家壟斷暴力」 — — 仍然是當今美國非裔美國人遭受HSI的一大來源。從這個案例中也能夠看出HSI平庸與激進形式之間的相互關聯，從而讓我們知道：本來是可以被人們所原諒的刻板印象，最後可以產生那麼可怕的後果。
除此之外，Nuti還以美國內戰後聯邦政府以法律廢除奴隸制度的脈絡為例，說明結構性不正義遭遇某種合法性危機後，因為其「正當性」仍然存在，所以可以繞道而行以「地方自治」或「刑法」 — — 比如「定罪租賃」（Convict Leasing） — — 的形式繼續存在。從這個案例可以看出：平庸的變化可以更自然地進行，激進的變化卻需要考量到政治經濟上的正當性與合法性。
二 結構性群體的深化
Nuti將楊結構性群體再細分成三種類型：
1. 歷史結構性群體（historical structural group, HSG）：女性、非裔美國人。
2. 非歷史結構性群體（non-historical structural group, NHSG）：退伍軍人、⚠️酷兒。
3. 帶著結構性動態的歷史群體（historical group with structural dynamics, HGSD）：民族。
HSG與NHSG之間的差別在於某個群體是否在歷史中遭受「法律上認可與執行」的（嚴峻）系統性不正義。女性或非裔美國人在過去所遭受的不正義背後有明確地正當性與合法性所支撐，而其遭受的歷史不正義在社會發展中逐漸被放棄，不過當初圍繞著那些系統性不正義的假定、觀念、價值或某些作為卻變化為平庸形式存續至今。Nuti在以女性作為範例進行討論的CH5–6中，特別指出儘管北歐國家有著全世界最高指數的性別平等，但是北歐國家的女性仍然被假定負有義務執行過去被認為女性「應該要做的事情」。
相對的，NHSG單純只是某些特定導致結構性不正義發生的積累過程，例如退伍軍人並不是過去遭受嚴峻系統性不正義的一個群體，而是因為服役過久、所學與社會主流並不直接相配，導致其適應困難、遭受某些不當對待。倒是「酷兒」作為NHSG而非HSG，我覺得或許還有討論空間。因為就我所知，性傾向至少在近代 — — 至少兩三百年？ — — 以來同樣有來自政治、科學與文化的形塑和控制，所以那個遭受不正義對待的份量應該不亞於女性。Nuti在此給的解釋是酷兒並沒有在政治經濟上被排除，僅止於在科學道德上被視為不正常，但我想那個「政治經濟控制」並不是表面可以顯性看見的控制，而是高夫曼污名的那種隱性控制。所以真要說的話，我會將酷兒列入HSG，只是遭遇HSI程度的排序應該會是：非裔美國人＝女性＞酷兒。
最後，Nuti對HGSD的一個界定是：它不會因為HSI得到矯正後而消失。民族（nation）相對女性或非裔美國人的特殊之處在於其聲稱一塊領土，並且該民族的文化界線＝政治界線。
Nuti這本書透過加入歷史向度，帶給我們對結構性不正義的兩個反省及其磨練觀察的機會：HSI的平庸與激進變化，以及平庸如何有助於促成激進形式的產生；不同類型的結構性群體，以及同一個結構性群體因為其交織性而繼續分化其在序列上的「潛在與可能性」。
還有一點，Nuti並不因為HSI內化進長期結構而忽略握有權力的行動者對HSI的作為（還可以參考Maeve MeKeown在博士論文中的論點）。去時間化不正義除了要認知到特定有權力作為的行動者，也可以去分辨在矯正HSI的過程中可能涉及到的不同行動者們。
為什麼要「不斷地分辨」、不斷地微調？Nuti認為楊在《對正義的責任》的觀點是有問題的。楊認為一個結構性不正義中的「特權者」與「不利者」都同樣有（集體政治）責任去做出行動，人們能夠因為其做出行動或不做出行動而貢獻於結構性不正義而受到批判。雖然Nuti認為楊並不是「責怪受害者」，只是說位處社會結構中不同定位的人們在消除結構性不正義中會有排列優先順序的不同理由，但將其未能於矯正結構性不正義做出行動這件事歸因於不利者是有問題的。
也就說，不同序列的人們彼此要承擔之責任是有份量差別的 — — 尤其是「國家」 — — 而藉由歷史向度的加入，我們能夠再更精細辨識不同群體應該承擔的不同份量。
不錯！這趟微調與更精細辨識之旅好不快樂。雖然閱讀過程感到多次困難，但能夠把楊的東西藉由歷史和思想做這麼精彩的論證，只有佩服。最後再來slogan：力求成為楊和Nuti這樣的人，並在台灣繼續發揚她們的學術思考（太偉大了啦喂！）。
